重温楼宇烈先生《我国宗教中国化的三重意涵》

　　【编者按】惊闻我国著名哲学家、宗教学家、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楼宇烈先生溘然长逝，学界同仁深感痛惜，亦满怀敬意。楼宇烈先生毕生淡泊沉潜于中华传统文化与宗教学研究，始终立足中华文化主体性，深入阐发宗教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共生的历史逻辑，为推动我国宗教中国化理论建设作出重要贡献。其所撰《我国宗教中国化的三重意涵》原载《中国宗教》2025年第1期，从时代化、本土化、人文化三个维度，阐释宗教与中国社会、中华文化相适应的内在规律，为理解和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提供了重要学术视角。今斯人已逝，重读此文，字里行间犹见先生温润谦和之风、治学严谨之范。为缅怀大师、重温先生思想，特重刊此文，供读者学习参考。

　　宗教与所在社会相适应是宗教生存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客观规律，同时也是一个长期、复杂的历史进程。任何一个宗教只有适应了中国本土的文化环境、适应了时代需要，才能够生存发展。面对宗教中国化这个重大议题，各大宗教要变被动为主动、化消极为积极，要秉持与时俱进、因地制宜、以人为本的原则，不断地自我更新、自我发展，在最大程度上做到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一、与时偕行——我国宗教中国化的“时代化”意涵

　　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首先要破除一个思想误区，那就是用还原论的思维和理论来研究中国宗教，不断地对宗教进行还原，忽视社会的发展变化，忽视具体的文化环境。只有破除还原论的思维，推动我国宗教与时偕行、在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上创新和发展，才能够真正让我国宗教和中国本土文化融为一体，同时又保持宗教自身的特色。

　　对于宗教，不应当只把它看作是历史的、停滞了的文化形态，而应把它作为现实的、有生命的、活着的文化现象去研究。任何文化，不论是本土的还是非本土的，都有一个时代化的问题，都要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变化来不断调整、不断适应新的需要，以此来践行自己对社会的责任和义务，如果赶不上时代，那就会落伍，就会被淘汰。时代化是每一种文化都必然要面对的任务，各大宗教都要适应时代的发展变化，不断地自我更新。

　　就拿中国很多本土的文化来讲，百家争鸣时期，各学派相互交流、相互影响，在这过程中各个学派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孔子去世后儒分为八；老子作《道德经》以后，道分为三；墨家、法家也都分成了各种学派。分派本身也是一个适应时代的过程。就主流的儒家思想而言，先秦时期的孔孟儒学，到汉武帝时期董仲舒的儒学，就不一样，董仲舒的《春秋繁露》里面对名家、法家、阴阳家思想的吸收都是非常广泛的。再到后来的宋明理学，它也是顺应时代变化的产物，当时很多人对佛教理解过于片面，“凌虚蹈空”，所以宋明理学要去解决这个问题，提出要将修行落实到生活中、人生中。因此可以说，中国整个的思想发展是在不停变化、不断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宗教的发展也应当如此。

　　在宗教发展的“时代化”维度中，需要正确处理好“变”与“不变”的关系问题，或者说继承与创新的关系问题。这其中，中国文化中“温故知新”的理念和智慧值得好好研究。“温故知新”包含两个层面，一个是“故”，就是要传承、要有一以贯之的精神原则；一个是“新”，要根据具体情况善于运用、灵活变通。首先，时代化并不意味着抛弃一切、抛弃过去，恰恰是要在传承、延续中保持自身的特色。荀子曾针对“礼”的发展原则提出了一个重要标准——“礼以顺人心为本”。“礼”的具体形式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但是“礼”的根本精神、根本原则不能丢失，那就是“顺人心”。宗教同样如此。任何宗教都有基于自身特点的宗旨、原则，一些传承了几百年、上千年的优良传统，这些传统经过历史的验证，对于人类社会的和谐有序起到正面的作用，这部分是应当好好继承、尊崇的。同时，无论本土宗教还是外来宗教，在时代发展变化的过程中难免会因为一时的不适应而产生一定的偏差，产生“过”或“不及”的问题，甚至出现走极端的情况，从而导致各种各样的弊病。如果有这样的问题，那就要好好反思、及时纠正，尤其要从“变”与“不变”、继承与创新的的辩证关系中找到解决问题的方向。针对古今的变化、时代的变化，荀子也提出了继承传统文化的原则方法：“循其旧法，择其善者而明用之。”遵循传统的制度和原则，要选择其中好的部分，将其灵活、明智地运用出来。如何运用好宗教的思想资源，将一贯的宗旨、原则与发展、变化的时代环境进行融合，这本质上就是宗教中国化中如何时代化的问题。

二、因地制宜——我国宗教中国化的“本土化”意涵

　　本土化也是宗教中国化的重要内涵。本土化，就是说一种思想和宗教，从这个地域传播到那个地域，必须要适应当地的文化环境。一种宗教如果不能适应当地的文化，就无法生存下去。这也是宗教生存发展的一个客观规律。

　　在我国历史上，宗教在中国化、本土化的过程中呈现出文化交流的两个重要特征：一个是本土的中华文化能够接受、包容外来的文化，一个是外来的文化能够主动地适应本土的文化。外来宗教传入中国，如果不能做到以上这两点，不能处理好宗教与中国本土文化之间的关系，这样的宗教很难实现本土化；即使表面上本土化了，也会留存很多生活和习俗中的问题，而理论上的冲突则更加难以解决。因此，一方面要包容，要去尊重不同文化、不同宗教的习俗及其最根本的理论。任何宗教，只要不破坏中国本土文化，不改变中国本土文化，不与中国文化、政治发生冲突，那么在中国文化当中就是可以包容、可以生存的。即使存在不同的成分，也可以相互尊重、相互保留。中国文化强大的包容性正是能够构建宗教和谐局面的一个重要前提。另一方面，外来的宗教和文化也要主动学习、接受本土的文化，因地制宜，与各个地域的文化展开积极良好的对话和互动。这也是外来宗教顺利在中国生根发展的一个前提。

　　当然，“本土化”并不意味着让各大宗教失去自身的价值观念和主体性，完全融化于中国文化，或简单等同于儒道，本土化是在传承自己宗教核心特性的基础上积极适应中国本土的政治和文化传统，实现传承与创新的有机统一。最终，本土文化与宗教之间是彼此“你影响我，我影响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是同时，“你还是你，我还是我”。二者在双向互动的过程中，很多的新思想、新理论就碰撞出来了，在此意义上，应当鼓励不同文化、不同宗教在中国文化环境下创新、发展，使之超越地区性文化背景下的各种局限，进而形成适应中国本土文化的宗教形态。

　　以中国的禅宗为例。禅宗是历史上佛教中国化的成功典型，其中国化的成功经验主要即在于，禅宗在适应本土文化的过程中突破了原有的局限，取得了重要的创新发展。我们常常讲，中国佛教的特质在于禅，禅宗确实是中国佛教发展过程中的创新，因为禅宗在印度佛教里不是这样的形态，也不是这样的意义。释迦牟尼创立印度佛教的时候，强调的是自觉—智慧的觉悟。可是到了后来，逐渐出现了一种“救世主”的理念，人们将佛菩萨当作“神”，通过拜佛、求佛、求菩萨来实现自己的诉求。而从唐朝后期开始，人们将佛教与中国儒家文化中的心性修养理论相结合，禅宗渐渐形成，把成佛、成菩萨化为每个人自己的问题、内在的问题。众生悟了就是佛，迷了就是众生。所以，禅宗强调的是学佛、做佛，学菩萨、做菩萨，这和中国文化自立、自觉的思想完全一致，而且又恰恰回到了释迦牟尼创立佛教的根本宗旨上去了，即淡化祈求于外力的拯救，强调内心的自觉。在中国佛教史上，禅宗六祖慧能大师的语录《六祖坛经》是一部被尊奉为“经”的重要著作。慧能在学习、领悟佛教根本精神之后，用本土化的文字、生活化的语言重新描述了中国化佛教的理念、修行和境界。在中国儒、道、玄思想的影响下，原印度佛教的许多特性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诸如，印度佛教杂多而烦琐的名相分析，逐渐为简约和忘言得意的传统思维方式所取代；印度佛教强调苦行累修的解脱方法，则转变为以智解顿悟为主的解脱方法；印度佛教的出世精神，更多地为世出世不二，乃至积极的入世精神所取代，等等。而在理论上则更是广泛地吸收了儒家的心性、中庸，道家的自然无为，甚至阴阳五行等各种思想学说。

三、人文化成——我国宗教中国化的“人文化”意涵

　　了解了中国文化的总体特征，才能深入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脱离了中国宗教赖以存在的整体文化环境，是不可能准确揭示中国宗教的特点的，只有从中国的整体文化特点入手去分析，并由此归纳出合乎中国宗教发生、发展、变迁等规律的相关宗教学理论，宗教中国化研究才能真切，也才能深入。

　　中华文明一个非常核心的特点就是强调人的自觉自律，认为这才是文明的本质。文明的根本是人的内在，人的自觉自律是文明与野蛮的区别所在。人类如果不知道自我约束，而只追逐欲望、放纵欲望，这不是文明，而是野蛮。追逐物欲是离野蛮越来越近，而离文明越来越远。在中华文化中，不管是文化的概念还是文明、人文的概念等，都是从人出发的，是以人为本、教人做真正意义上的人的一种文化。而所谓的人文教化就是用人本的精神教育大家，形成社会最良好的风气和习俗。社会的风气和习俗是最好的熏陶人的方式，身教重于言教，这是教学、教育以及教化的根本目的。每个人要给社会做榜样，特别是宗教界人士，既然有这样的信仰、得到信众尊重，就要做好榜样，榜样的力量是最大的。在中华文化中，宗教的“教”有教化、教育之意，不完全等同于西方信仰造物的“religion”。宗教界人士也要承担一定的社会教化责任，要身体力行去践行自己的信仰，净化人心，导人向善，为社会做贡献，为构建良好的社会风气、习俗贡献自己的力量。在这一点上，各个宗教与中国的礼乐教化是有相通之处的，礼教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为了培养人的报本、感恩、敬畏之心，而各个宗教通过其思想教义和信仰的力量，也在培养人的报本、感恩、敬畏之心，用宗教的力量管理人的内心。因此，各个宗教的“神”虽然不一样，但是在“人文”层面，可以找到共同的价值取向。

　　从哲学思想角度讲，西方宗教与中国宗教更重要的内在差别在于：西方宗教追求的是一种外在的超越，在方式上它依靠的是外在的一种力量，即上帝救世，通过上帝的救赎来达到自我超越，进而与上帝合而为一。而中国文化的追求方式更多的是内在的，是通过内在的自我的修养而实现超越。虽然也有借助于外力的，例如佛教中对观世音的信仰就是借助于观世音的力量去超越，对西方净土的信仰也是要依靠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的力量去超越，但中国宗教总体上更强调的是自我的提升。近代太虚法师就说过：“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圆佛即成，是名真现实。”意思是人格的完善是最根本的追求，人做到圆满的程度也就成佛了，无须借助于外力。中国的禅宗就是讲这个道理，而这又是与传统儒家思想高度一致。

　　因此可以看到，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不断地在适应中国文化，不断与中国文化相结合，也正因其能够适应中国人的生活习惯、思维习惯和价值观念，佛教才能够长期地生存下来，并且融会到中国文化中，成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他的宗教，像伊斯兰教在明清时期开展的“以儒诠经”运动，还有像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在明朝时期秉持的“适应”原则，主动去学习儒家思想来发展中国的天主教，这些都是很有意义的尝试。当然，中国历史上也有因为外来宗教不能适应中国的文化习俗，不理解或排斥中国的主流文化而遭遇挫折的案例，例如清朝时期的礼仪之争。这些成功的经验我们要总结，一些教训也需要反思。

　　总之，“本土化”“时代化”是任何时代、任何宗教都要遵循的一个客观规律，适应中国国情和文化、适应变化发展了的中国社会，这是宗教中国化的必然要求。“人文”是中华文化的鲜明特质，“人文化”是推动我国宗教中国化的重要着力点。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还要我们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树立文化主体性意识，弘扬中华人文精神，推动构建具有中国品格、中华文化特色的宗教学理论。

　　(作者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楼宇烈。本文为郜建华、徐佳希整理)